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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我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着在安静中盛享人生的清凉幸福就在此刻平凡的开始,也可以走出伟大人生你无法做一个人人喜欢的橘子最简单,才是最好的爱别在金矿上种卷心菜奶奶,当你老成了我的孩子……总有一朵花正在为你开放别人不走的地方才是路为了玫瑰,给刺浇水人不能同时坐两把椅子人的命运到底由什么决定?你已有多久没有抬头看天空了我是你枝头上的一只鸣蝉宋词是一朵静静盛开在内心的莲花没有掌声,我们一样虔诚地歌唱藏起你的落魄相让自己成为一匹永远驰骋向前的骏马我们只需有一片叶子上帝的那扇窗不会自己开启你就一直抱怨吧没有一棵小草自惭形秽这一生,至少为一件事疯狂相信我,好日子就要来了你不高兴,生活比你更不高兴生命中,那些牵动心灵的声音非常努力,才能毫不费力给梦想一个播种的时间放弃是一种理智的拥有总有一条道路适合你那种温暖,戛然而止……如果有一天,生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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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学生涯         ★★★ 【字体:
我的教学生涯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3/23    

斯霞

    我从事教育工作55年了!当看到我的学生一批批地走向生活,为社会作出贡献时,我的内心是多么高兴啊!我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深深地感到,教师工作不仅是一个光荣重要的岗位,而且是一种崇高而愉快的事业。它对国家人才的培养,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后一代的成长,起着重大作用。我越教就越热爱自己的事业。

  我是怎样教育工作岗位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我于1910年出生在浙江诸暨斯宅。斯宅是山区,离县城有70里路,交通不便。后来有了人力车,但是只通到陈蔡镇。从陈蔡到斯宅还有15里路,还要徒步爬过一条山岭。现在从县城到陈蔡有了公路,坐公共汽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可到达,方便多了。但从陈蔡到斯宅仍要步行。

  斯宅四面环山,有五指山、盘山,远处还有长满毛竹的不知名的山。沿山有一条小溪,直通浣纱溪。传说浣纱溪是春秋时代越国的美女西施浣过纱的地方。这里溪水涓涓,清澈见底。乡里人到溪里去淘米、洗菜、洗衣时,可以清楚地看见小溪里的小鱼围拢来觅食。盘山上种着许多常青树,终年郁郁葱葱。我小时候常和姑姑、叔叔们在盘山脚下、小溪岸边散步游玩。这秀丽的山水,幽静的环境,真使人心旷神怡。

  斯宅分上中下三部分。相传祖上从外地迁到这里落户,后来子孙繁衍,逐惭变成一个大族。族中有祠堂,逢年过节,轮流祭祀。我家住在斯宅的中部,叫盟泉畈。盟泉畈的居民大多不是庄稼人,在外地求学谋生的人很多,经济条件较好,也比较开朗。村上无论男女都有到沪杭一带读书、工作的。有几千年封建统治历史的旧中国,许多地方的女子都兴缠小脚,走起路来扭来扭去,还认为是美呢。但我们盟泉畈人都不认为小脚是美,就是不干庄稼活的妇女也不缠足。我的姑婆、姑母辈也不曾受过缠足之苦。盟泉畈妇女即使没有到外面求学读书,也能在家自学,会吟诗作对子。外面人说盟泉畈的女孩儿比男子强,就是指妇女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我的曾祖父曾在四川做过几年县官,后来告老还乡,算是开明绅士。他在斯宅颇有威望,乡领碰到了纠纷总要找他去解决。我祖父是他大儿子,虽有一些文化,但不工作,靠祖上一点遗产度日。他是一位讲孝道、守礼教的典型老夫子,对曾祖父非常有礼貌,远远看见曾祖父走来,就要恭候一旁。他旧规矩很多,常教训我们女孩子要“坐不翘腿、笑不出声”,不能随便乱跑。他对东西非常爱惜,从不浪费。我父亲到杭州进过几年武备学堂,但却没有外出工作过,只是在家读读古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念得津津有味。他有时管管族中祭祀的账目杂事。由于祖父、父亲两代都是文不文,武不武,不会耕种管理,每逢婚丧喜事,只好变卖祖上留下来的几亩田地,因此,到我们这一代,家境就坐吃山空,每况愈下了。

  我母亲识得几个字,会缝纫、烹饪、剪纸花等。族中人都说她聪明能干,有事常来找她商量。她恨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尚不能自立,所以竭力主张让我出外求学,免得日后象她一样过依赖丈夫的生活。

  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就随叔叔姑姑们进私塾了。私塾老师很喜欢我,常常抱我坐在他的腿上讲《聊斋志异》中的狐鬼精怪故事给我听。我又爱听又害怕,晚上一个人不敢走路,就是几个人同行,也是提心吊胆的夹在他们中间走。

  后来,斯宅办起了“斯民小学”,我就在那里读书。校舍是当时乡间最漂亮的二层楼房,乡里人称之为“洋学堂”。我从小爱看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都看过,尽管一知半解,还是一回一回往下看,连饭也忘记吃。为此常受到长辈们的批评。有一次,老师叫我写作文,我编了一个“漂姑娘”的故事,大意是:漂亮的漂姑娘和一个纨绔子弟结了婚,起先感情尚好,后来男的变了心,在外爱上另外一个女子,正当他们结婚的那天,漂亮姑娘找去了,而这狠心的男子居然不认,把她赶出了门。漂姑娘又气又恨,最后自杀了。这个为漂姑娘鸣不平、反映女子深受压迫的故事,得到老师很好的评语。老师在我文章的好些词句上画了圆圈。从此,我对语文的兴趣就更高了。

  一九二二年,山洪暴发,家乡发生了一场空前的水灾,良田变成了沙滩,沿溪的房屋大都被淹,学校无法开学。那年我正读小学五年级,还差一年毕业。在亲友们的鼓励、资助下,我借到一张堂房姑母的文凭,改了名字,到杭州横河桥去考女子师范学校(读师范不要付饭钱)。另一位堂房姑母家境比我好,则考女子中学。她父亲说,中学毕业后可以进大学,做官司,而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能做小学教师,这是最没出息的职业。我想,只要能读书就好,管它中学还是师范呢!

  我这个从山区来的小姑娘,当时只有十三岁(借来的文凭上是十五岁),在班上年龄最小,个子又矮,同班同学都叫我“霞儿”(杭州人叫孩儿为“ya儿”)。几位年长的同学还帮我梳头扎结,真象大姐姐一样,使我领略到同学间的温暖和友情。

  在“杭女师”,一年预科,四年本科,功课觉得比较扎实。课程开得多,有语、算、史、地、生物、卫生、英语、音、体、美、缝纫、烹调等,到毕业那年还学测量统计。有几位当年在“杭女师”执教的老师现在都还健在。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几位女教师其中一位是教数学的,一位是教卫生的。她们讲课教态自然,口齿清楚,语言生动,概念明确,讲的内容易为学生接受。那时我就想,我将来一定要当个象她们那样的教师。还有一位是体育教师,她平易近人,认真负责涂示范动作时姿势正确、优美,上了她的课后,我更加喜欢体育、跳舞。毕业那年,我在她鼓励下参加全校乒乓球比赛,居然得了第一名。

  有一年,我班召开募捐游艺会,班上同学分头准备节目,制作道具,布置会场,卖票收钱。我负责总务,还和一个同学跳了双人舞,一直忙到深夜。由于过度操劳,喉咙都哑了。现在回忆起来,这类活动不但锻炼了我的组织、办事能力,也培养了我对文娱活动的兴趣。

  毕业前,我们到附属小学去见习、实习。教育学教师还要我们每人写教案,试教,评议,以便为以后的教学打好基础。

  一九二七年,我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我和一个姓袁的同学一起分到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工作。初到附小时还闹了个笑话:姓袁的同学比我大八、九岁,长得老成。和她相比,我的年龄看起来小多了(其实那时我已十八岁),个子又不高。同事们都以为我是袁某带去读高年级的学生,直到召开校务会议经校长介绍,才知道我也是个教师。当时我很担心工作搞不好,也怕大家看不起我。

  学校分配我担任一年级的班主任,教语、算、常。姓袁的同学任二年级教师。我们两人合上唱游课。她弹琴,我带学生跳舞游戏。学期结束,学校照例开游艺会,向家长汇报演出。我把从师范学校学到的本领全拿了出来。我教学生演当时流行的歌舞剧《葡萄仙子》、《麻雀和小孩》、《月明之夜》等。我们男女教师合演一个话剧,我扮演剧中女主角,最后我还跳了个独舞。我为游艺会花了不少力气,事后小学部主任称赞了我,我心里很高兴。

  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在龙山脚下。课后,我们常带领学生去爬山。绍兴有个东湖,我们几个教师也乘节假日到那里去划船游览。那里的湖光山色,实在令人陶醉!

我们班有个饲养小组,由我负责喂养了几只白兔。学生轮流带青菜、萝卜、豆渣等来喂。孩子们都很喜欢兔子,课后常逗它们玩。有一天早晨,我发现一只兔子死了。原来是冬天天气太冷,没有给它铺草,给冻死的。这都怪自己没有经验。为此,我还惋惜了好久。

  我整天和学生们一起学习、游玩,学生们也喜欢我,愿意和我接近。我认为成天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自有乐趣。看到孩子们的进步,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我的个性也适合做教师然而在旧社会,小学教师地位低下,我的堂祖父就说过:“小学教师最没出息。一般人也都瞧不起小学教师。有一个,我放署假回乡,有个人力车夫问我在外面干什么工作,我说是做小学教师。他很惋惜地说:“好端端的一个姑娘,怎么去当小学教师呢!”我听了很气愤。心想:小学教师也是自食其力的,总比那些当“花瓶”的强!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一些教师也看不起自己的工作。我那个姓袁的同学就嫌小学教师工作繁忙,和小孩子打交道没意思,两年后就升学改行了。

  旧社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久,绍兴第五中学的校长调换了,附属小学的教师也得全部换走。1929年秋,我转到浙江嘉兴县集贤小学工作。教常识和全校女生体育课。校长是老小姐,很重视体育。一年一度的全县运动会,集贤小学都名列前茅。我初去时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虽然爱体育活动,但还未教过体育课。我只好向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体育教师求助,索取了两份团体操教材:一份是“菊花舞”,一份是“斗牛舞”。我起早摸黑地帮女生们排练,我从中也得到了很大安慰。并且悟出了一个道理,花一分力气,就会有一分收获;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从此我增强了做好教师的信心。我一边向老教师学习,一边刻苦钻研业务。我感到一个师范生知识面要广,什么都得学一点,才能胜任各项工作。

  一九三零年冬,我经同事介绍,到浙江肖山湘湖师范学校做音乐教师。那些师范生的年龄和我差不多,起初我有点慌,后来得到同事们的帮助,觉得在教学上没有多大困难。那里是个乡村师范,生活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比较冷清。但是师生们同学习,共劳动,一起唱着陶行知先生词的歌曲:“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啊,锄去野草好长苗呀,咦呀嗨!……”师生关系很融洽。不料几个月后校长调动,教师又全部解散。那时我已和中央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孙士熊结婚,他在导淮委员会工作。一九三一年我来南京,在东区实验小学(即现在的逸仙桥小学)担任中年级语文和算术教师。该校校长是个老小姐。说一口常州话。她管理学校有方,对教师很严格,每天“坐镇”在校,事无巨细,她都要管,哪怕在地上发现一张纸头,也要追问。大家既怕她,又服她。当时我住在中央大学体育馆女生宿舍我爱人的姐姐处,跑学校大约有半小时的路程,每天一早就步行到校。

  我在南京东区实验小学工作了一年,后因军阀内战,下关开炮,逃到了杭州。在杭州林司后小学做代课教师,随后又到绍兴第五中学附属小学工作。一九三二年冬,我再回到南京,在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工作。这是南京规模最大的学校,有中学部,小学部,幼儿园,设备条件好,师资质量也高:教师不是大学毕业,就是师范学校毕业。小不部高、中、低年级有阶段主任,负责把好各阶段业务的关口。

  美国的教育家杜威博士曾在一九一九年来南京讲学。为了纪念他,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建造了一幢二层楼房屋,叫“杜威院”。“杜威院”设有四个室:读书室、游戏室、唱游室和工作室。读书室里有许多图书资料,唱游室里有钢琴,游戏室里有滑梯和大小积木,地板都是油漆的,进教室要换干净的鞋子。教室里一尘不染,孩子们可以坐在地板上搭积木、翻筋斗、做游戏。工作室里有画图、手工劳动等工具和材料,孩子们最喜欢的是做泥工。

  学校的体育器材门类齐全。在晴雨操场上有篮球架、秋千、浪船、独木桥、鞍马列、吊环、滑梯等等,遇到下雨天,学生们照样能上体育课。图书资料,动、植物和矿物标本很多,随时都可以取来作教具。

  实验学校的教学方法是学美国的。高年级是“道尔顿制”,学校按学生的能力分班,如语文分一、二、三、四班,算术也是如此,几班同时上,有的学生语文在一班,算术也许在三班。低年级进行“设计教学”。除语、算外,常识和音、体、美的教材都要自己编写,唱什么歌,画什么图,进行什么知识教学,都要教师自己动手动脑亲自设计,没有现成的教材。除唱歌外,其他课程一律由班主任担任。学校领导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必须在前一周设计好下一周的单元教学,有时结合时令,有时启发学生自己提出,一切课程都围绕着单元来进行。如春天到了,语文,常识、音、体、美都进行关于春天的知识教学。记得我教二年级时,有次进行 “南京”单元设计教学,关于南京的地形、名胜古迹、风俗物产等等,整整准备了两星期。中央大学教育系的教授常常带学生来参观。“设计教学泊优点是学生学得活跃,他们要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学生会提出许多问题,触及的知识面广;缺点是完全是以儿童为中心,从儿童兴趣出发,知识没有系统性。

  为了照顾儿童的年龄特点,低年级每节课只有三十分钟,把班主任的名字作为班级的名称。我担任的班级就叫“思遐级“(思遐、斯霞同音)。那时我还年轻,缺少经验,而实验学校的老师们业务能力都很强。我就偷偷地在教室后面听课,向他们学习教学方法。他们对学生态度和蔼,从不体罚学生。学生也比较文明,讲卫生,有礼貌,学习也用心,没有打困、骂人等不良行为。家长多数是知识分子,一般都能配合学校教育。

  1937年夏,我放署假回诸暨老家。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中央大学实验学校被炸,我在学校里的家具也全被炸毁。我就留在家乡,和乡亲们一起做棉背心、鞋子等慰问品支援前线,希望打日本侵略者,重返学校工作,可是,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节节败退,使得大批国土沦陷,杭州也危在旦夕。这时父亲又患破伤风病故。日寇到处烧杀抢掠,形势越来越紧张。我在诸暨斯宅不能继续呆下去了,母亲叫我跟叔叔、姑姑们赶快外逃。1938年春,我带着大孩子,跟着家乡的几个年轻人,从浙江经江西逃到湖南长沙。我找到当时在长沙市立第五小学做校长的老同事,就到她的学校做代课教师几个月后,长沙又告急,不得已,我们姑侄几个只好各奔东西。我逃至爱人的单位所在地重庆(导淮委员会已迁至重庆),之后又跟随他们机关到四川雅安,西康天全。因导淮委员会无淮河可导,就改建川康公路。我就在他们单位的子弟学校任教。后来,他们单位又转到贵州赤水从事赤水河工程。这时,我爱人患了肺病,心情不好,生活艰苦,营养不良,加上工作繁忙,贵州山区又缺医少药,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他的病情就愈来愈严重。当时我们已有四个孩子,在那里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我没人可托,无业可就,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服侍病人,日子真难捱呀,不知何日才能返回家园!流落异乡,想到国难家愁,真是度日如年!我嫉恨国民党政府腐败,深忧国家民族的危亡,痛感家庭生活的艰辛每到深夜,只有对天长叹,暗暗落泪。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喜读传来,“下江人”含着热泪,奔走相告。我决心重回南京学校加倍工作,把学生教好,使国家富强起来,再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侮、凌辱。

  因交通不便,我随爱人机关直至一九四六年夏天才回来。我爱人随他机关先回南京,我怀着身孕,带着四个孩子暂回诸暨斯宅。母亲见我拖儿带女,衰老了不少,知道我在外面受苦了。那年秋天,我在家生了最小的女儿。当时我小孩多,负担重,爱人又有病,曾想把刚生的女儿送人,可是爱人不同意。他说一般人都重男轻女,儿子送人可以,女儿送人会受人虐待。我想这话有理,就留下了。我工作心切,一九四上初到南京。谁知实验学校校长已换人,进学校要经有面子的熟人介绍。我就去找学生家长吴研因先生,他的孩子曾在实验学校念过书。吴老是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小教司司长。他同意做我介绍人,我才又回到实验学校。因我爱人有病,我就请我母亲来南京照顾他,以便让我安心在校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我母亲吓怕了,深怕战争会旷日持久地打下去。我爱人又卧床不起。家中有老,有小,有病人,这个局面我一个人也撑不起。我就把母亲和爱人送至杭州,小女儿由母亲带回老家,爱人带二儿随他单位去绍兴,我带三个孩子仍留在南京。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我为了安全,向学校借了三楼上一间八平方米的小房间,一住就是三十年,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搬出。

  解放战争期间,谣言纷传,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呀,“共产共妻”呀……我全不信。我想:有钱人腰缠万贯,作恶多端,才害怕共产党,所以要逃跑。我一无产业,二无资本,怕什么?不需要逃,也不想逃,就留在南京校内。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看见国民党军队纷纷往中山门那边狡猾逃窜,听见下关炮声隆隆,楼上的玻璃窗震得咚咚响。四月二十二日夜,南京成了“真空”,国民党军队逃走了,而解放军尚未进城。那夜,在鼓楼的司法院大火冲天,大概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放的火。为了保卫学校我和在校的几位教师自动组织起来守夜、巡逻,以防坏人来破坏。我一夜未睡,第二天一早听说共产党的军队进了城,就到鼓楼去看,只见解放军穿着布衣布鞋,队伍整齐,和国民党军队大不一样。过了几天,解放军还到我校来扭秧歌,打腰鼓,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曲,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新鲜。

  同年秋季,中央大学附属小学改为南京大学附属小学。胡颜立同志首任附小的校长。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喜欢小孩经常听课。他对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很有帮助。他多才多艺,会拉胡琴、吹笙。在他带动下,附属小学文娱活动很活跃。每逢纪念节日,全校师生都有演出。我和几位老师学会了打腰鼓、扭秧歌,还演出歌舞剧《送军粮》、《女民兵》、《好阿姨》等节目。我还和美术教师分工协作,他做木偶、道具,我编剧本,指导学生演出《一棵高粱》、《两兄弟》等木偶戏。虽然那时我已四十来岁了,但干劲很足,是个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原南京大学校址改为南京工学院,金陵女子大学改为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大学附属小学改为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虽然校名多次更改,我却一直在这个学校工作。我深深体会到,新社会物价稳定,生活幸福,教师工作有保障,这就更有条件搞好教学工作。我住在学校,以校为家,精力集中,从早到晚,吃饭走路。和亲朋好友谈话,都离不开教学工作。我每次开课,都得到听课老师们的指导和帮助。所以,搞好教学的客观条件极好。

  一九五三年,我们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什么五个原则,五个环节等。当时,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同学来校见习、实习,都是按这几个原则、环节来衡量一堂课的好坏。苏联专家还来听过我的课,课扣召开评议会,对我的教学是有促进作用的。

  一九五六年是我终生难记的一年。这一年,我被评为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小学一级教师。同年五月还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是我们多年的宿愿。在党的直接培养教育下,我的觉悟逐惭提高,懂得怎样使自己尽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正当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教育事业中去的时候,不幸,我爱人的病加重了。早在解放初期,他蒙领导照顾,没有随机关去皖北治理淮河,而留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内,后又去无锡肺结核病院治疗。但终因病情过分严重,无法医治。当医院发来病危通知时,我还在进行家庭访问。待我赶到医院时,他已不能讲话了。对于不能悉心地服侍他,我是深为遗憾的。一九五八年,我爱人去世时,除了大孩子已从清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外,其余四个孩子都分别在上中学和小学。我一人带四个孩子住在学校内,早晨别人尚未起床,我已买菜回来,夏天晚上别人都已乘凉了,我还要替几个孩子洗澡洗衣。而白天一点也没有妨碍教学工作。是党,教育我要兢兢业业搞好工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同年,我接受了小学五年制的试验任务(当时小学的学制都是六年制)。那时既没有五年制的教学大纲,也没有五年制的教材。在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及附小党支部的帮助下,我试着自编教材,进行教学。在识字教学方面,我采取了随课文分散识字的方法,先教学生掌握拼音这一工具,接着教他们识一些简单易记的独体字和看图识字。在学生识了一两百字之后,我就让他们开始学短句短文,通过多读课文来提高学生的识字量。这种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结合课文识字的方法,教生字新词比较自然,学生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容易巩固,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有一定的效果。学生在两年里识了两千多字,读了一百七十四篇课文。我还叫学生多看课外读物,这对巩固已学过的字词、丰富学生的知识和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大有帮助的。这个试验班,三年级就达到四年级的水平。四年级起用六年制的高年级教材进行教学。结果,没有加班加点,胜利完成了五年制的教学试验任务。学生负担不重,德智体都得到全面发展,一九六三年夏全部毕业,并升入中学,单升入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就有十几人。这是我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的第一轮试验。第二轮五年制学生只教到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被迫中断了试验。

  一九六零年我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教育部小教司司长肖敬若同志到南京来视察,听了我的识字教学情况汇报很高兴。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写了一本《迅速培养小学一年级学生读写能力的经验》的小册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同志,生前对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非常关心。五九六二年,他曾主持召开了常州会议,为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加强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制订出了详细的措施。他曾恳切地对我说过语文教学的重要以及改进教学法问题。记得他说:低年级的识字教学要教得活,如“大小”、“上下”、“山羊”“小羊”、“大羊大”、“小羊小 ”、“大羊上山”、“小羊下山”、“大羊在山上吃草”、“小羊在山下吃草”……这样学生就学得灵活,学得有趣,也容易巩固。他还和《江苏教育》社的同志亲自来听我的课,选了六年制第七册的《一个伤员的愿望》让我在二年级试教,后来又在其他学校试教,都取得较好的效果。《江苏教育》曾发表他的题为《一切优秀的教学经验都应当在全省开花结果》的文章。总结我的语文教学是以语言教学为中心,把识字、阅读、写话三者结合起来。他还请《江苏教育》社的同志帮助我总结经验。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写了拼音、识字、写字、阅读、说话与写话、作文等方面的文章,刊登在《江苏教育》上。六十年代头几年可以说是我语文教学成果比较丰硕的时期。

  一九六三年,《新华社》记者和《江苏教育》编辑来采访我。他们听课,看作业,召开学生、家长、教师座谈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访问,在《江苏教育》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育苗人》的文章,后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斯霞和孩子》的报道。这两篇文章主要是写师生关系的。文章发表后,很多同行来信支持鼓励我,自己也认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以后要做得更好。谁知祸从天降。一九六四年从北京传来消息说,《斯霞和孩子》这篇文章有问题——宣扬“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童心母爱”,要批判。当时省委及教育厅领导都是了解我的,认为这样的批判不适当,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顶也顶不住,上面一定要批,还说“母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一种思潮”。于是一篇篇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出来了,什么“教育战线上有没有战斗?”“现在是乌云密布,该下一场透雨的时候了。”……并把一百多年前外国教育家写的《爱的教育》和我相对照,认为我的教育完全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翻版。我想不到问题有这么严重。当时,有一个想不到的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爱学生错在哪里?体罚学生难道是对的,倒不要批判?”自己检查来检查去都检查不出个道道来,后来就不了了之。一九六四年底我仍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多领导同志被打成“走资派”。我呢,一连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等好几顶帽子,连我教的学生都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我被批挨斗,被靠边站,“劳动改造”,这些,我并不害怕,只是,不让我进课堂教课,强迫我把差两年能完成的第二轮五年制教学试验停下来,我心里真难过呀!

  一九六九年,我总算上课了,但上的是常识、政治、图画、体育等课,还不能做班主任。“母爱”问题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教育部才予以澄清,并宣布给我平反,使我放下了十几年不应背的包袱。

  一九七三年,省教育局领导同志叫我去编小学语文教材。当时,教材很难编。在所谓突出政治的口号下,“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将种种私货拼命往语文教材里塞,背离了儿童的年龄特点和语文学科的系统性原则。没搞几年,我就主动申请回校教书。我明明知道学校工作很辛苦,但是我当惯了教师,过惯了学校的生活,愿意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征得教育厅、局领导的同意,我于一九七七年回到了附小。

  一九七八年,我被评为小学特级教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省劳动英雄,全国“三八”红旗手。1979年,我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太多太风吹草动了,自己觉得受之有愧,感到虚名在外,压力很大。1978年上半年,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我为市教育局副局长,我一再向组织声明,我不会做,也做不好。但领导上说不好随便收回成命,我只好当挂名副局长。1980年参加全国第五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陈云同志提出干部要年轻化,我立即打报告辞去教育局副局长的职务。蒙组织批准,我心稍安。

  我从1927年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算起,到现在已有55年教育工作的历史了。在解放之前那些年,尽管我也是在教书育人,但我是不自觉的“教书匠”;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我才有可能成为一名自学的培养革命后代的人民教师,我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贡献不大。而今年我已73岁了,身体大不如以前,前年曾因高血压病住过医院,又疗养了两个月。现在我已不上课,但是除外出开会外,我每天按时到校,仍和学校师生们一起生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对小学教师说过:“希望你们一辈子做小学教师。”这一点我总算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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