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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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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漫谈         ★★★ 【字体:
中学语文教学漫谈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10/28    

中学语文教学漫谈

我看到《语文世界》(福建师大)2000年第4期上刊登了钱理群教授和孙绍振教授《关于语文教学改革与电视观众的对话》,其中谈到对《雷雨》中周朴园的理解。钱先生说:“还有一个例子,印象很深。我讲《雷雨》的时候,分析周朴园的性格,学生就很自然地说,周朴园是‘自私的’、‘虚伪的’,是‘伪君子’。很简单化。我怎么讲,学生都不接受。后来我问学生,说高考就考过,是填写题,标准答案就是这样,少一个就不行。因此,我觉得中学语文对文学作品的阐释违背了文学欣赏的规律。”钱先生还说:“在我看来,周朴园不一定是虚伪的,他的问题不在于虚伪。他是真诚地认为自己在怀念鲁侍萍的,见了鲁侍萍,他真的以为一张支票可以偿还三十年的痛苦。问题出在他想像不出精神痛苦(审美价值)和金钱(实用价值)之间的区别。但编写教材和教参的人认定这两点,规定全体学生要记住,这很荒谬,是摧残人才的。”钱先生的意见我基本上赞同。高考命题专家早已发现这一点,这样的试题早就在高考试卷中取消了。
2000年6月,我校邀请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郑榕到校作报告。我问郑先生:“中学语文教参中认为周朴园是冷酷、自私、虚伪的资本家形象。您同意吗?”郑先生笑着说:“怎么能那样说呢?”他接着说:“不过我们演员对周朴园的理解是有一个过程的。起初,演鲁侍萍的女演员对周朴园这个人物很反感,认为鲁侍萍‘没有骨气’。‘要是我,转身就走。’后来,曹禺先生反复说戏,我们的认识才有了转变。”
郑先生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我们对文学名著的理解受正统思想的影响太深了,以至于使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简单化、概念化。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但是,中学教材中对周朴园的定性是受了大学教材的影响的:● 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打倒“四人帮”后影响最大的高校教材,著名学者王瑶、刘绶松、严家炎等都参加了编写。这部书对周朴园是这样定性的:“对于这个人物隐藏在‘仁厚’、‘正直’、有‘教养’等外衣下的伪善、庸俗、卑劣的精神面貌,以及由此产生的罪恶,作家通过富有表现力的戏剧情节──例如他对侍萍的‘忏悔’、对繁漪的专横、处理罢工的手段等等,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林志浩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是中学教师培训教材之一。这部跨越八九十年代的教材对周朴园是这样定性的:“曹禺令人信服地勾勒出周朴园的性格特征:野蛮、暴君、专横、冷酷、卑污、伪善。”● 田本相先生也持此观点。见他的《曹禺和他的〈雷雨〉》一文。●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曹禺》(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写道:“周朴园是一个带有极大封建性的矿山资本家。他不但贪婪成性,残忍、自私,而且伪善、奸诈。”(作者邓逸群)● 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也把“道貌岸然”、“专横伪善”等词语加在周朴园身上。其他的一些高校现代文学教材也基本上持此观点。
翻开钱理群先生与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观点就不一样了。这部书1998年出版,有许多新观点。作者对周朴园的定性是“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家长的象征。”“即使是侍萍,以至周朴园,他们对充满痛苦的(侍萍是一种屈辱之苦,周朴园则是忏悔之苦)初恋的极其矛盾、复杂的情感反应,正表明了对于曾经有过的人的情爱的难以摆脱。”从对周朴园这个人物的理解上,我们不是可以总结出点什么来么?同样,莫泊桑《项链》中玛蒂尔德有没有虚荣心,契诃夫《套中人》中别里科夫是不是卫道士等问题,近年来有些学者也就此对中学语文教学提出了批评。其实,翻开《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权威性著作,上面赫然写着“虚荣”和“卫道士”的字样。
中学教材对作品的理解基本上是照搬高校教材,基本上是著名学者的观点。这些观点已成定论,写进了文学史,中学语文教学是有所依据的。当然,写进了教材也可以改变。但是,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的文学教学,更不同于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学是基础教育,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和能力,学术研究基本上谈不到。学生进入了高校继续深造,或者将来从事文学研究工作,那就要推陈出新了。
说到创新,我觉得要实事求是。中学生主要是吸收性学习,重在积累,不是去搞发明创造。中学生的创新主要表现在质疑精神和独立思考上。过去,我国的基础教育过多强调统一和服从,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学生活生生的思想火花迸射不出来。教师和家长多是希望孩子做一个“听话的学生”。这种“听话”实质是禁锢人的个性和思想。我们建国五十年了,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有人提出,我们的基础教育比美国强,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弱?这不能不令我们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究竟出了什么毛病?近年来,世界发达国家对“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越来越淡化,对“英特奖”特别看重。在条件比较好的重点中学搞精英培养是很有必要的,对智力优异的中学生应该提供良好的条件任其发展。2000年,我国首次派代表队参加国际英特奖比赛,成绩虽然不令人满意,但总算迈出了第一步。中国人是聪明的,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有零的突破。
还是回到中学语文上来。中学语文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行不行呢?当然行。对学术界已成共识的研究成果,中学语文应及时吸收(事实上也在这样做)。比如郁贤皓先生对李白的研究成果,袁行霈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特点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教材吸收了这些成果。再比如历史学界对夏商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教师给学生作些介绍,完全应该。中学生对文学作品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也就可以了,更深更细的研究是将来的事情。但是,一旦学生提出不同于教参不同于教师的观点,教师一定要积极鼓励,充分肯定其创新精神,切忌用僵化的观点束缚学生的思维。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已经不止于语文教学了。我认为,现在的语文教学突出的问题不是对于作品的理解不正确,而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没有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没有留给学生更多的自主空间。是教育观念上出了问题。教育观念上的问题源于对人的肤浅的、僵化的、落后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出了问题,那是因为“左”的流毒还在作怪,“正统”的习惯思维方式仍在起作用,教师没有引导、鼓励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主动地审视社会和人生,总在用现有的固定的答案灌输给学生。灌输并非一概不对,问题是不考虑学生的需要,不能把规范性学习和选择性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翻开《教育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以及各大学学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很多,和20年以前相比,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看问题的角度变了,视野开阔了,框框少了。这个可喜的局面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
以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概论》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群和蔡仪主编的教科书具有权威性,基本上是大学中文系的“统编教材”。现在呢?各种版本都有了。过去在文艺理论上的一些正确观点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僵化落后的观点得到了纠正。再比如,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多少年来一直沿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五教授本”和“文学所本”,这两种教材集中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智慧和心血,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便在今天,仍有其重要价值。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这两种教材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更高要求。于是,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出版后,立刻得到了读者的好评。这是进步,应该看到。可以说,整个中国思想界这20年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过去,我们愚昧、保守、极左;现在,开放、活跃、民主、辩证。当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待进一步改革。能够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对语文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也就能理解了。整个社会都处在转型时期,出现阵痛是正常的。看看文学界,问题比中学语文严重多了。《文学的阿斗时代──当代文坛札记》一文(作者萧夏林)把当代文坛批得够戗,其中的语言比“误尽苍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危机》(改革出版社)和《中国人的毛病》(中国社会出版社)这两部书写了中国各行各业存在的严重问题,相比之下,中学语文是小巫见大巫。当然,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中学语文的问题是客观存在,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对于高考应试问题,我的看法是,考试不可回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考试。考试需要改革,而且已经在改。有些大学教授,有些著名作家,做高考语文试题不及格,并以此为由批评高考。我认为,他们考不及格是正常的。考试毕竟有考试的规律,学生掌握考试规律的敏捷程度远远高于成年人。选ABCD,做客观题,表面上看是机械、僵化的做法,会束缚学生思想,其实,你要是仔细研究一下现在的高考试题,就会发现,语文高考试卷越来越注重对能力的考查,试题越来越灵活,死记硬背的学生过不了高考关。孙绍振先生说:“进了我的课堂,请把中学里的标准答案、选择题、知识点统统给我忘掉,重新开始,训练你的思维、你的感情,丰富你的精神世界,争取达到一种新的高度。”有这样优秀的大学教师,我们感到高兴。这样的“新人”进入中学教师队伍后,一定会带来新鲜的血液。我们期盼着高等师范学校在育人模式上能有大的改进,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新人”。到那时,中学语文教学的面貌可能会有更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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